2011年9月，李慧按照流程，将刚完成的论文，投给了编辑部在吉林的某家专业核心刊物。
四个月后，编辑部发回邮件，反馈了修改意见。
“流程一般都是，编辑部先看一眼，符合投稿要求的，再找两个匿名评审，反馈回来以后进行修改或被直接毙掉，最后进入编辑程序。”李慧说。
收到修改意见后，她异常开心，立即着手按照反馈意见修改论文。
然而修改完毕，再次发回后，却如石沉大海。“我等了大半年，在线投稿查询一直显示我的论文是‘在审’状态。”
李慧心急如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赵晶也遇到过类似事件。
当时，他的论文也通过了匿名评审，反馈回的意见是：希望增加表格，“以清眉目”。赵晶做好表格，回发。接着，一等就是半年。在这半年里，他已博士毕业。
赵晶还是惦记。他打电话给编辑部，对方答：该刊现在不刊登博士生的论文了。
“可我现在毕业了，不是博士生了。”赵晶想据理力争。
“按你投稿的时间算。”对方答。
去年夏天，赵晶博士毕业，成为一名高校讲师。通过比较自己所遭遇的投稿经历，他觉得，某些良性运作期刊所遵行的审稿流程比较科学：
“先投稿，然后有两名学者进行匿名评审，所有投稿论文都会有匿名评审；再给作者反馈。作者进行修改，同意评审观点的，标明哪一页修改了；不同意的地方，写文字反证。然后再回复，再审查。如果通过，定期刊登。”
而不少时候，在国内发论文，却有不可预期性。这令博士们如雾里看花。
除了毙掉论文的理由不明确告知外，每个学术领域、每个学院评定的核心期刊目录也在不断变化。标准一般两年一变，有增有减。
“有时你奔着去的核心期刊，等你毕业时，也许就不是了。”赵晶说。但有些学校可能会有惯例，即以论文发表时的刊物级别为准。
然而，等论文发表出来，也很可能已经是一年甚至更久以后了。
“所以标明投稿时间和发稿时间就很重要。然而，国内部分期刊却没做到。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收稿的时间可视为观点提出的时点，可以藉此判断谁是这一观点的首倡者。若不加标明，则会因发稿时间的延后，而丧失对某一新观点的发明权。”赵晶说。
讲究“送礼”和“走后门”
怎样才能把论文发出去呢？
也许，已经被许多人走出来的路，才是“正确”的路。
“很多人会告诉你，发论文，质量是最次要的，你得找关系，把钱送出去，还得送对地方。”几位博士都这样说。
而要找的第一层关系，往往是导师。
每个博士生，几乎都盼望着自己论文的前面，能加上导师的名字。这样，由“当然比自己大牌很多”的导师出面疏通关系，发表难度会降低许多。
博导们也很乐意帮学生发表论文，一是师生情分在；二是因为学生的水平，密切关系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带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评职称时，也是加分选项。
从小立志当“臭老九”的李慧，刚读博时，还是决意全凭自己的研究水平发表论文。然而，等了一年之后，耐性全无的她终于拿着论文，硬着头皮去找导师。
李慧和导师关系很好，都是“坐冷板凳埋头钻研型”，对于发表论文以求名利，并不怎么热切争取。但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是李慧毕业的必要筹码。
听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导师有些生气，但也无奈。她对李慧说：“我去想办法帮你发。”
导师出马，立刻见效。没过多久，李慧便听导师的话，将论文投到另一家编辑部在北京的核心期刊。“我的导师能和这家期刊的编辑说上话。”李慧猜测。
因为论文作为导师两个科研项目的成果，“版面费”可以从项目经费中报销。
“理科期刊很多都没有稿费，但收审稿费以及很高的‘版面费’。‘版面费’至少3000元，我的论文有个彩图，据说一张彩图至少要加1000元。但是最后我的‘版面费’一共多少，我没问过导师。”她说。
收到用稿通知那一天，李慧才真正把悬了快两年的心放到肚子里。“今年5月份发。”她指着用稿通知给记者看，却并无许多欣喜。
与此同时，程静(化名)也正在为能否顺利毕业而“迷茫、焦灼”。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她说自己和周围同学无一不在为论文而着急。
“和导师联名，请导师推荐；早作准备，认真修改，打通关系。”程静一口气道完博士论文发表“流程”。而她最终也交了5000元，发了一篇3000字的论文。
然而有不少同学对此很羡慕，因为他们听说，现在有的“版面费”已经五位数了。
在她看来，导师起到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
校园里，一切好说。而一旦落实到“发表”上，便是一场关系和金钱的PK战了。
“这两个条件，几乎缺一不可。”已博士毕业近三年的法学博士郝佳说。
郝佳庆幸自己赶上了学校政策的好时候。彼时，她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并未要求博士生必须发法学核心期刊。
“当时只要有出版号的，一般都承认。周围同学会比较认真地对待本专业年会的论文，希望可以最终编入论文集里，质量也都不低。”她说。
在郝佳的印象中，她读博时，周围同学都很乐意做研究，然后将自己的成果拿去发表。
“论文是让学界认识你的渠道。发论文的要求，会让你多少感到压力，催促你去研究东西。只跟着课程走，博士等于白念了。而且，有的博导同时还是硕导，可能没太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博士生。”她说。
当学校不得不将“核心期刊”提上规则时，之前宽松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打点关系、找导师帮忙、凑“版面费”……醉心于研究的同时，压力也相伴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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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一般都是，编辑部先看一眼，符合投稿要求的，再找两个匿名评审，反馈回来以后进行修改或被直接毙掉，最后进入编辑程序。”李慧说。
收到修改意见后，她异常开心，立即着手按照反馈意见修改论文。
然而修改完毕，再次发回后，却如石沉大海。“我等了大半年，在线投稿查询一直显示我的论文是‘在审’状态。”
李慧心急如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赵晶也遇到过类似事件。
当时，他的论文也通过了匿名评审，反馈回的意见是：希望增加表格，“以清眉目”。赵晶做好表格，回发。接着，一等就是半年。在这半年里，他已博士毕业。
赵晶还是惦记。他打电话给编辑部，对方答：该刊现在不刊登博士生的论文了。
“可我现在毕业了，不是博士生了。”赵晶想据理力争。
“按你投稿的时间算。”对方答。
去年夏天，赵晶博士毕业，成为一名高校讲师。通过比较自己所遭遇的投稿经历，他觉得，某些良性运作期刊所遵行的审稿流程比较科学：
“先投稿，然后有两名学者进行匿名评审，所有投稿论文都会有匿名评审；再给作者反馈。作者进行修改，同意评审观点的，标明哪一页修改了；不同意的地方，写文字反证。然后再回复，再审查。如果通过，定期刊登。”
而不少时候，在国内发论文，却有不可预期性。这令博士们如雾里看花。
除了毙掉论文的理由不明确告知外，每个学术领域、每个学院评定的核心期刊目录也在不断变化。标准一般两年一变，有增有减。
“有时你奔着去的核心期刊，等你毕业时，也许就不是了。”赵晶说。但有些学校可能会有惯例，即以论文发表时的刊物级别为准。
然而，等论文发表出来，也很可能已经是一年甚至更久以后了。
“所以标明投稿时间和发稿时间就很重要。然而，国内部分期刊却没做到。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收稿的时间可视为观点提出的时点，可以藉此判断谁是这一观点的首倡者。若不加标明，则会因发稿时间的延后，而丧失对某一新观点的发明权。”赵晶说。
讲究“送礼”和“走后门”
怎样才能把论文发出去呢？
也许，已经被许多人走出来的路，才是“正确”的路。
“很多人会告诉你，发论文，质量是最次要的，你得找关系，把钱送出去，还得送对地方。”几位博士都这样说。
而要找的第一层关系，往往是导师。
每个博士生，几乎都盼望着自己论文的前面，能加上导师的名字。这样，由“当然比自己大牌很多”的导师出面疏通关系，发表难度会降低许多。
博导们也很乐意帮学生发表论文，一是师生情分在；二是因为学生的水平，密切关系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带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评职称时，也是加分选项。
从小立志当“臭老九”的李慧，刚读博时，还是决意全凭自己的研究水平发表论文。然而，等了一年之后，耐性全无的她终于拿着论文，硬着头皮去找导师。
李慧和导师关系很好，都是“坐冷板凳埋头钻研型”，对于发表论文以求名利，并不怎么热切争取。但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是李慧毕业的必要筹码。
听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导师有些生气，但也无奈。她对李慧说：“我去想办法帮你发。”
导师出马，立刻见效。没过多久，李慧便听导师的话，将论文投到另一家编辑部在北京的核心期刊。“我的导师能和这家期刊的编辑说上话。”李慧猜测。
因为论文作为导师两个科研项目的成果，“版面费”可以从项目经费中报销。
“理科期刊很多都没有稿费，但收审稿费以及很高的‘版面费’。‘版面费’至少3000元，我的论文有个彩图，据说一张彩图至少要加1000元。但是最后我的‘版面费’一共多少，我没问过导师。”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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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导师联名，请导师推荐；早作准备，认真修改，打通关系。”程静一口气道完博士论文发表“流程”。而她最终也交了5000元，发了一篇3000字的论文。
然而有不少同学对此很羡慕，因为他们听说，现在有的“版面费”已经五位数了。
在她看来，导师起到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
校园里，一切好说。而一旦落实到“发表”上，便是一场关系和金钱的PK战了。
“这两个条件，几乎缺一不可。”已博士毕业近三年的法学博士郝佳说。
郝佳庆幸自己赶上了学校政策的好时候。彼时，她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并未要求博士生必须发法学核心期刊。
“当时只要有出版号的，一般都承认。周围同学会比较认真地对待本专业年会的论文，希望可以最终编入论文集里，质量也都不低。”她说。
在郝佳的印象中，她读博时，周围同学都很乐意做研究，然后将自己的成果拿去发表。
“论文是让学界认识你的渠道。发论文的要求，会让你多少感到压力，催促你去研究东西。只跟着课程走，博士等于白念了。而且，有的博导同时还是硕导，可能没太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博士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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