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一位主张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专家开玩笑称：有网友“威胁”，要给他派一位不满14周岁的“刺客”，以此警告这位专家的“危险”观点。与会人员听完都笑了，原本严肃的会场一下子变得热闹。
要不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毫无疑问，争论很大。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要！如今孩子越来越成熟，犯罪手段越来越恶劣。但专家的观点普遍认为，不要！犯罪的孩子受到环境影响太大，换个环境也许就是好孩子，不能把责任推给未成年人来承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者自有判断。
正如一句话，真理越辩越明。只听一家之言，单一的信息源屏蔽了其他的信息，就像我们看媒体报道的时候，总能见到某某人举出个案，说明未成年人犯罪率之高、之恶劣，就以此论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一降了之，看似很解气，貌似也很有效，实际上很粗暴。道理很简单，如果世界上都能以暴制暴的话，早就天下太平了。
有时候，专家观点看似会不接地气，但在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上，我们无需着急“反智”。毕竟，对待未成年人，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还有教育问题，惩戒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终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当然，须清醒，教育好这些“熊孩子”，没那么简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为他们的年龄还小。
值得警惕的是，在教育问题上，家长和社会总是喜欢“末端管理”，孩子出问题了，我们才考虑如何给孩子“扳过来”。法律制裁对成人都不一定有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更有可能是“水土不服”。
让“熊孩子”改邪归正，一方面要根治“心魔”，毕竟有的孩子成长环境不佳，甚至矫正时需要给予其心理辅导；另一方面，还要让这些孩子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才是矫正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能预防他们成为“熊孩子”才更有意义。个体“亡羊补牢”需要付出沉重的人生代价，也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表现。
清末制定的《大清新刑律》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第一部刑法典，其中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2岁，经过百年的发展，提高到现在的14岁。这一年龄的从低到高，本身就是人权进步的表现。如果再回头，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吗？知史鉴今，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孩子的问题，我们还要多一点耐心，不怕有争议，就怕太大意；不怕很细致，就怕大而化之。当然，我们无需悲观，这样的争议不是坏事，说明社会参与度更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