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时评作者
7月18日，南昌市13路公交车起火，纵火男子丧生，其他30名乘客安然无恙，而驾驶员邓红英因提前疏散乘客，沉着应对，被所在公交集团奖励10万元，授予“功勋驾驶员”荣誉称号，还破格提拔为车队副队长。24日，邓红英表示：“10万元对我来说是一笔大数目，但是我不会要的，我准备把钱捐出去”。
邓红英在有不轨男预备纵火烧车的千钧一发之际，提前疏散乘客，沉着应对，维护了公共安全，这10万元奖励是她应得的。当然，既是奖给她的，她有十足的支配权，捐出也好，自留也罢，是其自由。但是，奖金不要，预备捐出，还是令一些公众颇为失望，甚至引以为憾。尤其是在邓红英并不宽裕，10万元对她也是一笔大数目的情况下。
奖金不要，准备捐出，为什么会令一些公众颇为失望呢？首先得问问：奖励“功勋驾驶员”10万元，究竟在奖励什么？
邓红英沉着应对，提前疏散乘客，将30名乘客及时疏散到安全地带，说是及时挽救了他们的性命，恐怕并不为过。生命无价，邓红英的救人也无价，并不是这区区10万元所可衡量的。这10万元当然并不是她所挽回的公众生命、财产的对价。无非意在通过此举，在其他社会成员中起到一定正向激励作用，激励他人以邓红英为榜样，于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吕氏春秋》里，记载了这么一则小故事。子路救起一位溺水者，那人谢他一头牛，孔子高兴地赞扬：“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连古人都对人的逐利天性、一些善行需要以物质来激励引导的社会规律看得十分透彻。在这个世界上，视金钱如粪土，或是热衷展示自己高风亮节的人，固然不乏；但是，芸芸众生，绝大多数还是些经济学上所谓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而重奖的社会功能，也只有作用于这大多数人，才能发挥出来。
无妨梳理一下近年的“重奖”案例。今年5月10日，福建仙游县高铁站，客运员翁建忠及时出手拽回自杀女子，获奖励6000元，舆论普遍反映太微薄；去年10月，因果断处置“10·11”上海市虹桥机场跑道入侵事件，东航重奖机长何超300万元；前年8月5日，深航奖励“成功处置7·26机上纵火事件”的9名机组成员250万元；而2012年，海航给“6·29反劫机事件”相关功勋人员开出近6000万元的重奖。似此才能激励他人，也像受奖功勋人员那样，戮力提高敬业心、责任心，尤其业务能力和应对突发能力，从而为公共安全密织起一道防护网。像这些功勋人员都没听说一个不要奖金，准备捐出的，而10万元对于邓红英来说还是大数目，又有何必要不自己收着，反倒还要捐出？
当然，奖金如何处置，是邓红英的自由；但她不要奖金，准备捐出，不能不说，是对重金奖励的用意和社会功能，会错了意。这也正是令一些公众失望之处。还是希望，她能把这笔10万元奖金坦然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