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交通堵塞，急救车没能及时将病人送到医院，导致病人死亡，这样的事可能不止一次被报道过。
那么，怎么才能避免这样的遗憾?
作为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兼CTO，徐慧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无线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交通数据的互联互通，甚至对实时路况进行主动应对。“例如对某片区域的红绿灯进行联动控制，实时疏导交通。”
这实际上就是目前许多地图服务公司和打车软件所推崇的“智慧出行”，也可以叫做“智能交通”。
专业人士指出，智能交通需要各种传感器的工作，尽可能多地感知和尽可能快地交互。而智能交通只是“智慧城市”这个发展趋势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传感器更加快速地交互。
“不仅是交通，绝大多数场景下传感器之间数据交互都需要移动通讯技术的支持，以前是2G，目前大多是3G、4G”，徐慧俊表示，“接下来，我们需要5G的帮忙。”
为什么是5G
用户需求是技术发展最直接的驱动力。
网络的出现和普及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它带给生活的智能，而用户的业务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着移动通信技术不断发展。
从第一代模拟通信发展到以频分为主的数字语音通信，再发展到以码分多址为主的多业务3G，现在则是以OFDM核心技术为主的宽带4G。过去的30年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可谓迅猛。
如果说2G让用户尝到了移动通信的甜头，那么3G、4G更多的是满足了用户语音以及数据业务的需求。但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来看，这远远不够。
在如今网络直播、虚拟现实、4K视频逐渐普及的大环境下，用户对移动通信技术“更高速率、更低延迟、无所不在的覆盖、移动性”的期许只会越来越强烈。
从专业角度而言，现有移动网络还无法覆盖用户需要的任何地方;在高速移动环境下的通信速率也有待提高;目前移动通信网络的终端容量在50亿左右，未来这个数字至少翻上10倍;业务也将更加多元复杂⋯⋯
这些都是目前全球通信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提及解决的关键，业界都指向了5G。
公认的一项数据是，3G网络端到端时延需要500毫秒，4G网络端到端时延的极限是50毫秒左右，5G时代的则只需要1毫秒。
推及到智能交通为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报告显示，80%的公路交通事故是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前3秒内的疏忽造成的。戴姆勒-奔驰公司的一项实验也表明，若驾驶员能提早1.5秒得到示警并采取措施，则可以避免90%的追尾撞车事故。
这意味着，5G技术下可避免大量交通事故，延伸来说，5G技术有能力显著提高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现代生活的智慧水平。
“相比3G、4G，5G具有速度更快、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支持大连接能力更强、备用频谱更广泛、业务模式更多样化、部署形态更丰富、网络架构更加弹性化等显著优势。”徐慧俊说。
这样的术语转化成正常语言就是，5G可以实现瞬时连接网络，支持海量设备同时连接，且可以覆盖到室内角落、边远地区甚至远洋，串联起各类物联场景，比如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终端等等。
但谈及5G上述的特点里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时，徐慧俊表示，目前很难明确排序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因为这些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相关行业应用的落地实现。
“比如说虚拟现实没有高带宽的通信网络是没法支持的，而无人驾驶等对网络的可靠性和低时延要求非常严格。”他指出，不同场景下对于5G技术的使用要求是各不相同的，“这是通信技术的又一次升级换代。”
上升到国家战略
实际上，5G不仅仅是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更是制胜信息革命的关键。
1G通信技术出现后，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认识到通信标准问题的重要性。“中国通信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被逐步拉开。”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无线与移动通信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粟欣说。
这段空白一直持续了近3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863计划的个人通信专题，我国才开始了数字公众无绳电话等一系列项目研究，建立起我国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研究的基础。
但是在这一阶段，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粟欣说，一方面国内移动通信运营业每年以80%以上的速度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国内移动通信制造业却因为没有自主标准而入市无门、发展迟缓。
彼时，国产品牌的移动交换机、基站和手机产品市场基本是空白，谈不上有中国自主核心技术的移动通信制造业，不仅企业“交了大量学费”，国家层面在全球通信行业里也没有话语权。
教训之下，中国通信业开始明白，只有通过自主的系统标准与核心芯片设计、底层控制软件开发等重要技术环节，才能打开有自主核心技术的移动通信制造业的发展大门。
于是，中国从3G时代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竞争。在1998年到2000年期间，以中兴、华为和大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企业相继在3GPP、3GPP2和IEEE802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通信技术写入了一系列国际标准。
2005年全球进入4G标准竞争热潮。经过多年努力，中国重点克服了技术、产业、组网、测试、组织机制五大挑战，突破重大核心技术，提出并推动TD-LTE(4G)成为全球两大主流标准之一，并为标准大一统的5G时代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2013至2015年，直接产值累计达1.29万亿元。尤其在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TD-LTE爆发式增长，带动产业上下游及移动互联网新兴应用快速发展，经济总贡献8210亿元，占GDP增长的9.6%。”江西省鹰潭市市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原院长曹淑敏说。
在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重量不言而喻，而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再次登上科技创新的高峰，背后彰显的是国家对于通信技术的高度重视。
的确，当前的热门信息产业，包括物联网、车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都离不开5G技术的支撑，5G已经成了整个ICT融合、两化融合的“风口”。
“5G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而5G是信息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关键技术。”曹淑敏说，“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今天，5G已经几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了。”
中兴的力量
除了“国家队”的努力，企业研发团队的力量也不可小觑。
在4G标准的制定中，中兴通讯、华为都是重要的贡献者。本次TD-LTE获得国家科技奖项，中兴通讯共有7名研发专家获得奖励，包括现任中兴通讯董事长兼总裁赵先明博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5G技术的发展中，中兴通讯可谓是“拿下了头彩”：2014年6月，在荷兰举办的5GWorld Summit上，中兴通讯首席科学家向际鹰首次提出Pre5G概念，引起行业轰动。
“Pre5G”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因为5G的商用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向际鹰认为，部分5G技术可以提前应用在运营商的网络，让4G终端获得更佳的用户体验。
于是，他带领研发团队研发出Pre5GMassive MIMO基站，在4G现有网络条件下将频谱效率可以提升了4~6倍，已接近5G频谱效率的极限，且终端用户不需要更换现有设备。
由于性能卓越，Pre5G Massive MIMO方案在2016年获得了全球运营商的青睐，促使中兴通讯与中国移动、日本软银以及欧洲、亚太等多家运营商展开合作;Pre5GMassive MIMO基站则荣获通信业的“奥斯卡”—— GSMA全球移动大奖“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以及“CTO选择奖”。
在向际鹰看来，Pre5G取得的先发优势，很大程度上也使中兴通讯在5G上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现在投入大量的力量去解决Pre5G多天线外场移动性、环境适应性、干扰抑制等工程问题，而上述很多问题在5G中会原封不动地出现，这是因为5G中的多天线技术几乎就是现在Pre5G的翻版，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看，Pre5G需要考虑更复杂的问题”，他说。
顺着这个理论往下推，一旦5G标准推出，那么中兴可以利用Pre5G的大量经验，显著缩短从“样机到外场大规模部署”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兴通讯从端到端(网络到终端)，覆盖有线、无线、手机、芯片一条龙的全线布局被视作是短板，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布局积累过程漫长，不如集中培养一个突出的优势业务来得快。
但现在看来，这个曾经的“短板”现在反而表现出独有的优势。
在全球四大通信厂商中，爱立信从2G到4G始终缺乏终端支持，芯片设计能力也无明显优势;诺基亚收购阿尔卡特之后虽然补了无线的缺，但从网络到终端的协同能力仍然不够完善。盘点下来，反倒是中兴通讯和华为两家中国厂商布局够全面。
“全方位布局的优势集中体现在满足5G新的标准在产品及商用上的实施效率上，横向上，无线基站、终端、传输设备需要更密切地配合，纵向上，芯片、系统、软件、硬件的开发迭代周期需要越来越短。”向际鹰说。
在他看来，中兴作为一个全方位布局的厂家，容易找到更短的迭代链条，从技术到产品化、商业化的传递过程会更快。
从结果来看，中兴通讯的这种做法不仅取得了可观的收益和业内地位，也获得了国家的肯定：在由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杰出工程师大奖”2016年颁奖典礼上，向际鹰荣膺全国“杰出工程师奖”，中兴通讯获颁“特殊贡献奖。”
前不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兴通讯已经连续第六年位居国际专利申请量前三，是全球主要的5G标准专利持有者之一，也是中国5G发展的核心企业。
“未来几年，中兴通讯每年将投入超过1亿欧元用于5G技术研发，继续做5G的领跑者”，徐慧俊说，“5G将更多聚焦于增强移动宽带、海量连接物联网、垂直行业应用等领域。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有利于中国智造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