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师联盟》热播，原因何在？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视角之独特（以原先观众熟悉度较低、一直被压在诸葛亮光环之下的司马懿为主人公）、宣传之到位（优酷投入4亿巨资用于营销发行）、编剧之精良（情节跌宕起伏，堪称中国版“小纸牌屋”）、演员之用心（实力派于和伟饰演的曹操、王劲松饰演的荀彧等已成荧屏经典角色）之外，或许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该剧通过曹操、曹丕、司马懿乃至前半部中的“反派”杨修、曹植等一系列人物塑造，所展现出的在乱世之中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志在匡济天下、实现自身的人生与政治抱负的理想主义气息，在有形无形中引起了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的慨慕与共鸣。
“匡济天下”“重塑文明”：《军师联盟》中的青年理想主义群像
在本剧第一集的开篇，首先进入观众视线的，是一则关于“月旦评”的介绍动画。发生在第一集中的“月旦评”，足以被视为本剧的序曲和提要，也同样是在前半部剧中占据主要篇幅的几位青年主人公的一次集中登台亮相。按照剧情，本来避世不出、不愿过问政治的司马懿，为了给弟弟司马孚打抱不平，机缘巧合地来到了“月旦评”的现场，并与主持“月旦评”的才子杨修发生了一番唇枪舌剑。在关于《尚书》当中《咸有一德》一篇的真伪之争当中，司马懿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迹：
“当此乱世，文章书简已然遗失大半。我辈治学，就是要从残章断简之中重塑文明。上合圣贤之精神，下利国民之策略。绝不是断章摘句，相互争斗。这篇文章，上可规劝君王，下可教导庶民，就应当流传于后世。学识之对错不仅仅在乎文字，更关乎态度。”（第一集字幕）
这一登场，便是不同凡响。不仅点明了司马懿作为名门之后的个人抱负，也展现出了本剧不同于寻常古装剧的智识水平和思想关怀。
东汉末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群雄并起，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不过的三国历史背景。然而，过往主导的三国书写，从《三国演义》到京剧“失空斩”，从电影《赤壁》到游戏“三国志”“三国杀”，主要集中在其中的权谋术数、斗智斗勇的戏剧经历身上。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其中具体的传奇故事，而忽略的则是大历史演进当中的“另一种三国”：这些英雄豪杰，是怎样通过仅仅一两代人的努力，就将东汉末年中国四分五裂的大乱世局面，扭转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气象的？——在政治上，九品中正取代了察举征辟，汉代外戚宦官轮流专政的局面不复存在；在文化上，魏晋玄学一改两汉经学的繁琐腐朽，开启了中国自先秦诸子百家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个新时代的诞生，正是他们“从残章断简之中重塑文明”的结果，也正是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种子所结出的硕果。不独司马懿如此，为了拉拢司马懿“入伙”辅佐，由李晨饰演的曹丕，同样几次三番地向司马懿道出自己的抱负：
“司马懿，你既然了解我，有些话我也不妨对你讲：我五岁学剑，六岁学射，白日习武，夜晚读书，多年以来，日夜不辍，为的是什么？不是一人之得失，一家之天下。我要的是：上承父志，下安万民，匡扶四海，还天下以太平。而这些事，子建做不到！”（第四集字幕）
“你既然了解我的欲望，就必了解我的志向。我要的仅仅是一个世子的位子吗？我七岁从军，随父亲走遍中原，亲眼见过千里白骨，百姓妻离子散、十不存一。结束乱世，还万民以康乐，这才是我想要建立的功业！我敢对你说这个，你敢来辅佐我吗？”（第七集字幕）
司马懿和曹丕，这对剧中着力刻画的君臣“CP”，为什么能走到一起？历史只是提供了这个事实的结果，历史却不能天然地提供其中顺理成章的逻辑环节，这就需要创作者“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况”而加以补充。显然，本剧告诉我们：司马懿和曹丕是为了同一个理想“结束乱世”、“重塑文明”的共同理想而走到一起的。即使他们有基情，这个基情的底色也是一种清新、明媚的青春理想主义。
另一对君臣“CP”，在本剧的前半部分作为司马懿和曹丕的“反派”而出场的杨修和曹植，又是如何呢？如果司马懿和曹丕是英雄惜英雄、君子遇君子，那他们则是两个唯利是图、鼠目寸光的小人吗？不然。当杨修问道“公子的志向是什么”的时候，曹植——这个最受曹操宠爱、也被曹操认为最像自己的儿子——这样回答：
“我的志向，那是学习父亲：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勒金石之功！”
同样在剧中最能体现曹植人物特征的，是他本人的不朽诗作《白马篇》。这首五言古诗，借讴歌一位生长在北方边塞地区的游侠少年的潇洒英姿，来表达曹植本人甘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丈夫气度，千载之下，读来依旧令人神往。如此倜傥不群、才华卓绝的少年，怎能不令同为文学名士的杨修为之倾倒？杨修说道：
“如今，丞相一统北方、威震天下。这样的功业是需要有人去继承的。……丞相心里早就明白，汉室的制度，汉室的根基，早就已经烂透了！乱世需要大破大立。为救天下，为救苍生与水火，需要重建一种新的文明，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为天下，为丞相，为公子，为我自己，臣都希望公子能够继承丞相的志向和豪迈。让天下人都看一看，我们读书人的志向和作为是什么！”（第七集字幕）
从司马懿、曹丕、杨修、曹植四个身份不同、立场不同的魏国青年身上，我们都看到了一种相似的入世关怀，一种相似的人生表述，以及一种相似的理想主义面孔。也正是贯注在这些青年身上的理想主义气质，支撑起了整部剧中他们的行动逻辑。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渴望“修齐治平”、将“天下事”视为“一己之事”的道德持守，在编剧的意义上，这些人物没有一个能够成立、能够自洽。观众所见到的，也将只不过是一些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野心家，在毫无目的地上演着一部吃相难看的宫斗戏码罢了——如果是这样，观众大可借用剧中曹操的一句话说：“我身边难道还缺这几个玩弄心机的少年吗？不缺。”
建安风骨：架空的虚构，还是历史的形象？
那么，这种敢于激浊扬清、开创文明的豪迈胸襟和宏伟抱负，究竟是三国历史的真实情境，还只是创作者们的一厢情愿呢？
文学是反映时代风向的直接证据。在文学史上，与这种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复兴相对应的，便是从“汉末古诗”到“建安风骨”的转变。李白的名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的所谓“建安骨”，指的就是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所形成的文学风貌，本剧中出现的有刘祯、王粲等。这种“建安风骨”，一言以弊之，即“清新刚健”。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出师表》所言“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桓、灵也”，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压抑气氛。青年士子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徘徊在前所未有的哀怨、苦闷、感伤的心情中，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丧” 。他们流传下来的诗作，或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或是“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或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只能将无处安放的才学抱负，化作感时伤逝的阵阵呢喃。这也正是“汉室气数将近”的真实写照。
然而，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曹操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统一中原，重振纲纪，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可不谓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身处这样一个伟大卓异的历史事件当中，建安时代的士子，尤其是团结在曹操本人周围的一批读书人，重拾久违的胸襟与自信，开始以崭新的昂扬面目去看待和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著名学者葛晓音教授在《八代诗史》中写道：“他们所想要建立的永世之功，包含着统一中国、重建太平之治的远大理想，勤工恤民、救世人于水火之中的现实内容。因此，他们能将人生短促的苦闷转化为活泼的进取力量。在白骨和废墟之上产生出来的不是病态的哀吟，而是慷慨的高唱。‘不戚年往、世忧不治‘的开阔胸襟，‘爱时进趣’、追求理想的积极态度，使建安诗歌成为千百年来人生咏叹调中的洪钟巨响。”
时下，对该剧有一种批评集中在“不尊重历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部古装剧能够做到原样复原、如假包换，该剧固然有时间线错置、个别称呼和道具不合史实等一些不必讳言的硬伤。但究竟什么是“真实地”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对一部古装剧来说，“神”远远比“形”更重要。至少在对“建安风骨”这一时代理想主义气质的把握和呈现上，该剧已经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三国题材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三国不只有勾心斗角，不只有决断杀伐，还有这些“军师”们所构成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联盟”：郭嘉-荀彧-崔琰-钟繇-司马懿……如果他们泉下有知，剧中所演出的一个个朝气昂扬、胸怀抱负、敢于担当的士子，或许才是他们更愿意被后人记住的形象。正因如此，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活了起来。老臣们不再是那些迂腐说教的老臣，司马懿不再是那个阴狠乖戾的司马懿，甚至连反派杨修，也让人又爱又惜、很难讨厌得起来。
青年理想主义：历史与当下，怀旧或复归？
最后，这种理想主义形象的复归，在当代意味着什么？或许可以肯定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青年这个指称之下，所隐含的一种开拓和创造的力量的生发。学者冯庆认为：“青年本质上是一种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生命召唤。无论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倒古典”还是“复兴古典”，其目的都是发挥自身的活力，甩开当下已经丧失活力的旧传统，发明自身的新传统。”（《古典学与当代青年》）
其实，自“五四”文学以来，这种青年理想主义的面孔，始终在中国现当代的精神系谱中处在耀眼的位置：从《家春秋》中与旧家庭决裂的高觉慧，到《雷雨》中以死而背叛自身阶级的周冲，到《青春之歌》中投入抗日救亡洪流的文弱女生林道静，直到《平凡的世界》中无论如何也要走出家乡、依靠自我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孙少平……尽管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处境不同，尽管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每个人所作出的具体选择，但他们都展现出了一种“世界属于我们”的主人翁意识，以及强烈的改造世界的主体冲动。这种冲动，既有可能上演为摧毁社会现成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同样也可能转化为开辟新天新地的生成性力量。没有这一青年理想主义系谱的加持，就不可能有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革命，从戊戌到辛亥、从五四到新中国的巨大历史变革，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伴随着20世纪中国革命的落幕，这种青年理想主义气质，在我们的时代渐渐退居幕后。如今正当韶华之年的80、90后，很少再被视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总被视为没有历史、没有情怀、娱乐至死的“垮掉的一代”。然而，剧中的青年理想主义群像足以提醒我们，今天的青年不仅有狂欢、不仅有“小确幸”和“小确丧”之间的兜兜转转，还有着对于自我实现的深刻诉求，和一种隐而未发的理想主义遗产。当这种诉求难以作用于现实的时候，它就必然会找到它在电视荧幕或虚拟世界中的对应物和共鸣腔。西方文学中的移情理论认为，小说、电影、电视等文本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我们都在阅读和接受的过程中试图完成“代入”，将文本中的虚拟形象代换成我们自己的化身。一部作品的优劣，就取决于它为我们提供的“代入”的空间的大小。《军师联盟》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物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代入的契机。《军师联盟》里的有志青年，之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崇高而不做作，严肃而不说教，就是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的试图开辟实现自我的一方天地的真实写照。因此，当上述理想主义的青年群像出现在荧幕上、且引发了我们的同感与共鸣的时候，实则意味着我们潜意识当中的理想主义的一次复归。
赵雷有一句歌词写道：“理想永远都年轻/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换句话说，青年正是理想的同义词。青年，意味着各种可以被允许的试错、各种可以被原谅的挑战，意味着向一切可能的自我敞开自身的行动。从《军师联盟》穿透而出的这种新时代的理想主义，既不同于摧毁一个旧世界的强大破坏欲，更不是所谓主流强行幻化出的“正能量”，而是一种在“守先待后”的立场上，重新争取青年对自我、对世界的领导权和解释权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军师联盟》视为我们时代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史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