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诺贝尔奖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犹如拴在羊前的胡萝卜，咫尺天涯，望尘莫及。
对国人来说，诺奖是个不容易解开的心结。这几年，莫言和屠呦呦刚分获诺奖的文学奖及生理或医学奖，缓解了我们的焦虑，但这次日本又让我们不淡定了——在继2012年、2015年之后，日本再获生理或医学奖，并使其2000年以来获诺奖人数达到了15位。诺奖也许未必说明问题，但这么悬殊的数据反差，的确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个颇为类似、一直纠缠国内学术界的“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不出大师？不可否认，中国教育领域问题多多，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宏观体制到应试教育，各个环节，都是国情以及“改革过程中的阵痛”。但正因问题有点多，反而让我们一时难以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把大师的缺失，归因于大学的培养机制。而大学信誓旦旦地要培养“大师”的说法，更是作茧自缚。殊不知，也许一流的学霸，乃至一流的科学家，可以较大规模地培养；但大师或者诺奖级的科学家，很难单靠“培养”。比如，获得诺奖的爱因斯坦、日本的田中耕一；没获诺奖但成就得到公认的华罗庚、袁隆平，求学期间都成绩平平，华罗庚更是没有上过大学。
我们还习惯性或者想当然地认为要靠研发经费的投入。一个证明是，屠呦呦的诺奖主要源于70年代青蒿素的发现，当时投入的研发经费并不巨大，值得一提的倒是她“无留洋背景、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的“三无”背景。另一项2015年的数据表明，以色列、芬兰、韩国、瑞典等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都高过日本，但芬兰、韩国迄今为止还在诺奖方面颗粒无收。这次获奖的大隅良典研究酵母细胞，并不需要多少经费。之前“意外”获奖的田中耕一，本来只是藉藉无名的公司职员，除了公司的正常科研费用外，没有任何额外经费。
其实，日本的诺奖现象，需要关注的，是他们所特有的、那种只与自己较劲、坚持把东西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是一种不依赖于外界的内心驱动。这次获奖的大隅良典，自认乖僻，“不喜欢与人竞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是快乐的本质”；职员田中耕一为了能与实验为伴，一直无意升迁。这样的传承，在中国其实古亦有之，那就是安贫乐道、“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这也是中国古代多大师的根源。放眼世界，我们也看到，许多诺奖级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与仪器为伴，努力无关获奖，获奖也不影响继续工作，他们所在意的，只是为了那份乐趣——学术和研究的乐趣。
在工匠精神与纯粹的学术兴趣的反面，是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这恰恰是目前国内学术界颇为普遍的不良倾向。我们其实有一批默默无闻、志在学术、远离公众视野的科学家，也有不错的科研投入，如果能够正本清源，抑制当前浮躁功利的学术风气，营造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防止“劣币驱促良币”的反向效应，也许未来的诺贝尔奖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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