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张昕竹，由于为高通公司撰写的一份相关报告被高通公司高管呈给发改委作为抗辩的证明，从而深陷舆论漩涡。这份报告撰写的时间，经《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处在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公开宣布已经着手展开对高通的调查之后。
一位曾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过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评论称，反垄断是新生事物，中国处于转型期，很多都处于建章立制的阶段。中国要完成转型、建立制度、完善道德和法律约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要一步一步地做。张昕竹在本案中的遭遇，可以算是这种转型期的典型表现。
8月18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月度例行发布会上证实，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有关工作纪律的规定，于今年7月30日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成员。
9月11日，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称，自己亲历了这一过程。高通公司总裁德里克·阿伯利(DerekAberle)在第二次与许昆林会面快结束时，提交了一份报告，并特意提醒反垄断部门，报告作者之一的张昕竹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成员。
对照国务院专家咨询组的工作纪律，许昆林发现张昕竹严重违反了工作纪律，便立即向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尚明作了书面报告，同时向专家组组长张穹作了书面报告，建议予以解聘。
许昆林表示，高通公司曾与张昕竹达成协议，报酬按每小时800美元计算。高通公司雇请张昕竹应对此次反垄断调查的所有报酬是140万美元，其中张昕竹参与编写报告的报酬约为20万美元。
许昆林称，截至官方对此事展开调查时，高通公司实际已经付出88万美元，张昕竹个人有效工作时间报酬按每小时800美元计算。从张昕竹所在的全球经济学集团的账单来看，高通集团已向张昕竹支付了9.3万美元，张昕竹本人和其所在单位确认实际已经收到7.7万美元。
解聘之初，张昕竹曾对媒体称，自己被解聘是由于为外企说话了。由于细节迟迟未能公开，小道消息满天飞。因此也有相当多的业内人士，包括专家咨询组内部的其他一些专家对其表达了同情。之后，张昕竹开始向媒体沉默，他在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来的短信中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希望理解。
记者多方了解到，张昕竹是在专家组中少有的经济学领域专家。他参与了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并运用经济模型，主导测算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事后，张昕竹曾对一位圈内专家表示，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但被批评为“政治方面幼稚”。
这位专家对记者评价说，张昕竹本人性格自信且固执，但在理论研究领域经常有独立的见解。他一贯的主张是由于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源泉，各国在不公平定价案例的选择以及认定上应该极为谨慎。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至少5位以上的业内专家都承认，由于在明知高通公司被调查的情况下为其撰写报告，张昕竹确实违反了“利益回避”原则，并违反了小组工作纪律。而且，如果以上金额属实，也确实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项目报酬金额。
“(数目)太大了！我根本不敢想！是不是用他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的这个头衔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些问题呢？如果没有这个(头衔)，他能不能拿到这个数？”国务院反垄断法委员会咨询专家、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晔评论说。
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盛杰民则说：“我2004年接了一个外企的类似报告项目，最终按照国家项目收费，大致是5万元人民币。”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除了专业素质，高通公司更为看重的，显然还是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名头，而且找了多位专家撰写报告，但仅有张昕竹接下了这个任务。
“专门标出了专家组成员，就说明这个报告是为了应对调查专门写的，不是通常的什么‘中立的报告’。”前述曾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过的人士说。
多位了解专家咨询组运作的人士对本报记者称，由于反垄断案例涉及的范围极广，交叉领域多，专家咨询组成员包括21位行业内的资深专家，大致由4~5名法律专家、4~5名经济学家，以及11名行业领域(比如IT、互联网行业)专家组成。这些专家通过各部委推选，任期3年，第一任期将于今年年末到期。
专家们与执法机构之间，一般会有一个不定期的研讨沟通，遇到具体案例，专家咨询组中的部分成员可能会被咨询。专家们获得的，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无任何报酬。但同时出于工作纪律要求，进入专家小组以后，会被要求担任企业独董或其他企业顾问的职位，仅可以接一些常规的合规咨询项目。
当然，对于一些专家来说，获得这个荣誉称号，也是未来从市场上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