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三十二》，这一次的《二十二》，都是电影开拍时在世慰安妇老人的数量。
8 月 14 日，一部名为《二十二》的纪录片将正式上映。
片名的这个数字，指的是在 2014 年纪录片开拍时，全国还在世的在二战期间遭受日军慰安制度下导致的性暴力的受害者人数。截至今年 7 月，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到了 9 人。
将镜头对准这样一群老人，让导演郭柯在事前遭遇到了巨大的批评。预告片当中，有一组将许多老人抹着眼泪，呢喃着“不说了，不说了”的镜头剪辑在一起。不少人因此指责郭柯，让这些老人们重新讲述他们当年的遭遇，是一种二次伤害。
郭柯承认，这当中确实会造成一些伤害，但会尽量去降低伤害的程度。“（关于过去的问题）还是会问，（请）奶奶讲一讲以前的故事，听说日本人来过这里，他们做过什么，是不是杀我们中国人，问这些，她就会跟你讲，就像自己的长辈跟你讲。”郭柯告诉《好奇心日报》，“我小时候跟我奶奶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给我讲以前的事情。”
但在更多的时候，郭柯并不会强行要求老人去回忆。他只是把摄像机架设在能够拍到老人的位置，不问什么也不做什么，任由摄像机将老人的生活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
在最终《二十二》的成片当中，老人们真正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段落非常少。大部分的画面都是老人们的生活。他们做饭炒菜；他们坐在树下打牌；他们搬着个板凳坐在屋外、望着远方、打发时光。
如果没有一些简单的字幕交代历史背景的话，观众甚至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这些老人二战受害者的身份。事实上，郭柯觉得他们就是普通老人，要不是他们的背景过于特殊，甚至都没必要特意去交代他们的身份。
这让整部纪录片呈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不像以往在谈及这个题材时总会有的苦大仇深，“平淡”可能就是评价《二十二》最合适的形容词。
“其他的老人相对比较平静，她们比较内向……而且叙述当年的经历的时候很含蓄，过去就过去了，就不想说了。“郭柯说，“我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她们真实记录下来。煽动性的东西尽量减到最少。”
这是郭柯主动压抑自己作为导演的个人表达和成名的欲望之后的结果。
在与这些老人接触之前，郭柯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人物经历坎坷、情节跌宕起伏、还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他甚至还准备好了剧本和提纲，希望能够展现大时代下被历史境遇改变的女人的命运。但当郭柯的提问将出生于 1924 年的韦绍兰逼哭的时候，郭柯被击溃了。剧本、提纲被他抛在一边，原本拍摄剧情片的计划就此搁浅。他决定做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记录者。
这部关于韦绍兰的影片《三十二》在 2013 年正式问世。在豆瓣上，《三十二》得到了 9.2 分的高分。它没有沉溺于历史的仇恨当中，而是在描绘韦绍兰目前的生活和几十年前的经历之间取得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但《三十二》多少也因为郭柯潜意识里的个人表达显得尖锐。开篇处，郭柯描绘了韦绍兰每月前往镇政府领取补助的画面。“三个月才讨 90 块钱。买白菜啊？白菜便宜。”而在后半段，《三十二》引入了韦绍兰带有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的视角。对着镜头，罗善学说：“现如今小孩子一看见我：‘日本人，日本人。’”
韦绍兰和罗善学母子仍然在《二十二》当中出现，但郭柯仅仅只是用了一句“因为身份问题，罗善学至今未能成婚”就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而出生于韩国，在战乱中流落湖北的老人毛银梅，可以深入挖掘的关于国籍身份的问题，郭柯也没有更详细地展开讨论。
“《三十二》我还有一些自我的表达，就像我刚才说的摆拍。”郭柯说，“在《二十二》里我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因为这些是太个人的东西，是导演主观的东西。”
郭柯把《二十二》称为记录老人生活的影片。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甚至避免对他选择的素材进行个人化的解读。
在关于毛银梅的段落中，影片呈现了这样一个镜头。在一座平房的门口，毛银梅坐在门的右边，剩下的年轻人挤在门的左边，偶尔有一个小孩子跑到老人的身边。
“确实是我刻意选择这个素材的，因为我也觉得那个画面会让人产生很多的情感。”郭柯说，“一千个人看有一千个自己的感受。那个镜头你说它难过也好，温馨也好，就是正常生活中发生的，只是这个老人坐在这，她的家里人，人来人往。”
“就是把你放到她门口，看她 20 秒就够了。不用做太多的评价，也不用一个全景跳上去，你就感受下这个老人住在这，我会给你写一个名字，她长什么样，她叫什么。远远看她们一眼，这不就是对她们的尊重吗。”在阐释自己的拍摄理念时，郭柯说。
偶尔的，《二十二》也会将镜头对准老人之外的人群。有一个来自韩国的摄影师，帮助毛银梅重新修葺了他所居住的房屋。有一位日本志愿者时常来海南看望老人们。他们的存在让这部纪录片显得有些杂乱。
郭柯也不认为，这些人物的存在隐喻了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比我接触这个群体时间更长更深入的个体，我是想通过他们来告诉大家，他们接触这些老人以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处理。”
只有一次，郭柯说他被“刺激到了”。山西人张双兵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寻访当年的受害者，记录他们的故事，并多次前往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为当年的所作所为道歉并给予赔偿，但始终没有获得胜利。
几年前，张双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
但在《二十二》中，郭柯援引了张双兵的说法：“早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不如不去惊动这些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