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的有关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资金支持，着重强调相关高校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方资源。这其实也点明了大学建设和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难题，即办学经费问题。大学为啥总“缺钱”？又该如何解决？理清这些问题，对今后大学增强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开拓办学新局面具有积极意义。
1、大学总是“缺钱”
对一所大学来讲，经费短缺无疑是一件极具威胁性的事情。2016年，有着150年办学历史的芝加哥州立大学，因为办学经费紧张，而不得不将在校学生的毕业典礼提前到当年4月举行，甚至制定了在紧急情况下暂时关闭校园等应急预案。其实，这只是近年来美国许多大学日子不好过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10年前也出现过某些大学因财务问题而被迫出售地皮还债的情况，即便是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高校，近期也常被媒体披露其每年收取的学费甚至还不够支付所欠银行债务的利息。
经费短缺最严重的后果是学校关门倒闭。2015年3月，美国建校100多年、排名靠前的大学——斯威特·布莱尔学院由于财务问题而被迫宣布闭校，成为当年该国的一大事件。2015年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表示，该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有900所院校会倒闭。同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做的预判更是惊人：未来20年，大部分美国大学可能倒闭。至于倒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钱。
大学缺钱会直接导致学校课程减少、教师裁员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即便是一些很具实力的世界名校也不可避免。
如2007年由于美国政府财政投入的削减，哥伦比亚大学减少了当年45个教师职位并暂缓下学年所有教师的任职动议，康奈尔大学则在该校获得州政府资助的院系中采取每五天扣除一天教师薪水的办法。此外，缺钱也会限制大学正常的预算，意味着大学不能再去做那些重要但却需要高耗费的工作，教师也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不能在所处领域的最前沿开展教学和研究。
大学总是缺钱，是因为它总是需要更多经费，我们看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认为它必须花费更多，几乎每一所大学校长都觉得他学校的钱是不够用的。因为一所大学要维持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或者要把大学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层级，都需要更多经费。
就我国来讲，虽然政府近年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很大，但近年来国内知名大学的年度决算来看，大学仍然缺钱。如从有的十几所院校虽然年收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人民币，但实际年度收入大都低于年度预算，年度支出也大都超出年度收入，认为这些大学“不差钱”显然有悖事实。
有钱好办事，没钱办事难，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大学。从中世纪起，大学就为能够拥有足够的办学资金而苦苦奋斗。
时至今日，大学很可能长期面临这样一种状况：其收入的增长率将会低于维持现有质量体系所必需的增长率。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如果大学的收入停止增长或下降，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大学所能提供的资源，与师生需求清单的距离总是很远。这就如同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除非大学的收入能快速增加，否则绝大多数大学都会发现自己将要面对经费短缺的局面。即便大学现阶段的经费不短缺，但若考虑到大学将来的发展，仍然面临还需额外为将来储备资金而造成现有经费不足的窘境。
2、大学为啥总“缺钱”
大学为啥总缺钱？有人认为是大学财政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就公立院校来讲，当年的财政拨款如果没有用完就意味着下一年度将削减同等数量的拨款。然而，如果大学花完了所有下拨的经费，政府一旦削减了拨款，大学就将陷入危机。但当前大学还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就是，办学的花销越来越大。如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网络等新技术在校园里的使用虽然便捷了师生的工作，但却没有降低办公成本，相反由于办公设备的经常性更新而比以往的开支更大了。再如，在趋于市场化的师资聘用方面，大学为了吸引和留住最优秀的教师，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美国一些院校，一位新聘教师期望支付的薪水就多达数十万美元，甚至竞聘教师的出价还包括大幅度压缩教学负担的承诺。又如，吸纳优秀生源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除了在招生环节中需要花费的成本比以往更多之外，为了吸纳更多立志取得更好学术成就的优质生源，还需给在校学生提供多种类且有力度的资助、更多校外交流的机会、更好的住宿及运动条件。
既然办学成本令人不安地不断增加，那么，大学是否有办法通过提升办学效率来降低它的财政负担呢？遗憾的是，高等教育市场从不买效率的帐，公众对那些效率最高的院校的评价往往也最低。这就如同有学者以美国高校举例所谈及的那样，一些营利性院校没有图书馆或全职教师，以很低的投入就为机构赢得了利润，在授予学分和学位方面也表现高效。而传统的大学不仅有优美的校园和其他便利设施，还有全职教师进行小班化教学。从生均成本来看，传统院校的效率最低，然而它们却占据“全美最好大学”的整个榜单。尽管社会上不停地呼吁并要求大学提高办学效率，但看样子大学还是做不到既能提高效率还能维持已有的教学质量。只要学生还是根据校园设施是否便利以及与教授相互交流的机会来判断大学教育质量的优劣，降低办学成本的空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大学如果定要削减成本，那么就不得不面对办学质量的损失，如优秀师资的流失、校园植物的凌乱和损毁、个人发展的限制等。这就是说，大学的办学成本之所以难以削减，在于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根本就不是效率问题，更不是提供服务产品的价格问题，而是不断追求办学的高质量。为了质量，大学总是需要更多的开支。即便是大学由于内部管理的完善而使办学效率得到了提升，它的最终表现也应该是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成本的削减。这就如同一位大学校长所谈到的那样：“我们进行的不是价格竞争，而是质量竞争，一直都是如此。虽然提高质量的花销过于昂贵，但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3、突破“公币模式”优化收入结构
对公立大学来讲，除了不高不低的学费以及少许社会服务收入，平衡其巨额花费的主要还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投入。的确，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政府一直就是大学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即便如此，政府的支持也常发生变化。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50年前其70%的开支都由州政府支持，到如今已降到14%左右了。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在公立院校财政中的角色已明显从支持者变成了扶持者。就我国来讲，由于大学长期受到政府的资助，使得高教界的许多人士开始相信，这种巨额且持续高增长的财政投入既是可预期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随着我国自2012年以来经济步入新常态、减税政策的实施，大学所获财政投入的增长幅度开始减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视高等教育，而是越发感到力不从心了。目前，政府也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仅仅依靠税收已越来越难以维持一个办学成本和入学人数都在不断增加的庞大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了。为此，可以这样说，在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我国大学要做到“不差钱”，最保险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突破现有的过于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的“公币模式”，寻求大范围的支持者，往往被认为是只有私立大学才会干的事，而不关乎由政府举办、有政府财政兜底的公立大学。其实，这两类院校之间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了。如在美国，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向所在社区、政府寻求财政支持，都花费大把时间来培育潜在的捐赠者。即便是在资源争夺战中，公立大学也不得不表现得更像私立大学，如“高预算-高收入-高资助”这种以往仅仅私立精英大学专享的财政模式，也在公立大学系统中流行开来，尤其是那些高声望、旗舰型的公立大学更是将其运用得淋漓尽致。
寻求更多财务支持者可以优化大学的收入结构，不仅能增加大学的收入，还能有效提升大学的自我发展能力。据统计，我国大学自2000年以来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高达40%至50%，学费收入占比40%左右，而社会服务及捐赠收入占比却一直很低，分别不到2%，即便是一些传统名校也是如此，这与欧美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如据美国教育数据中心的报告，“捐赠和投资回报”是2015—2016财年美国公立院校的第三大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18.4%。另据统计，清华大学2015年政府财政和学费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33%和51%，而同期密歇根大学（公立）这两项收入仅占13%和16%。这种过多依赖政府和学费的财政收入结构，也可以说是我国大学自身改革难以推进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学难以摆脱外延式扩张（如学科多布点、加大招生）诱惑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笔者看来，在突破“公币模式”的道路上，“双一流”建设高校应该走在最前面，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普遍社会声誉高、吸金能力强，也是国家的政策要求。今后可着重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建设好校友关系。作为跟大学有着天然学缘关系的校友，一直是大学最主要的募捐对象，也是大学寻求多方面支持、实现财政来源多样化的突破口和一条捷径。如2015年，美国高校获得校友捐赠比上年增长10.2%，达到108.5亿美元，占整个捐赠收入的26.9%。若算上校友以公司等名义的捐赠，这一比例就高达50.8%。二是通过专业化的基金会聚财和生财。如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资产规模，从1985年的13亿美元涨至2016年的254亿美元，30年翻了近20倍。在这方面，美国的公立大学也同样表现不俗。如密歇根大学通过历史上四次大型的凑款运动和成功的投资运作，使其捐赠基金在2014年就达到97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我国466家大学基金会现今约300亿人民币的资产总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