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以来，由于乱港人士中有相当比例为青少年，国内专业人士深挖教育原因，认为作为必修课的“通识教育”是罪魁祸首。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or Liberal Education）一方面指通才教育；另一方面是全人教育。其实，早在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和古希腊“博雅教育”就已经形成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思想。
“通识教育”的初衷是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学习，让学生学以致用，各学科融会贯通，以社会问题为议论对象，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探究社会各阶层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积极参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早在十九世纪的西方高校已经开始流行“通识”教学。其后，通识科逐渐成为大学校园必修课。
二零零九年通识课作为必修课进入香港高中校园，三年后成为香港统考(DSE)必考科目。然而，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加之政府行为弱化，通识教育逐渐走形，甚至出现伪信息和是非曲直混为一谈的现象。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通识教育从教材内容到授课方式再到课程导师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范畴的异质和变性。事实的扭曲、导向的偏移、本末的倒置、甚至邪术的强化，引致青少年学生避重就轻、黑白难辨、甚至“走火入魔”，步入歧途。
二零一三年“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某法律副教授竟然也曾顾问并编审通识系列教材，而且内容涉及疑似“占中”课题；有些教材鼓动学生和国旗、国徽、国歌甚至国语“战斗”。教唆学生不投降、不逃跑、不屈服；煽动青少年参与政治活动，导引课堂讨论诸如“为什么青少年犯罪判刑较成年人轻”等议题；某教材在诠释什么是“一国两制”时，任课教师主观臆造并定性“基本法重一国而轻两制”，令学生在“一国两制”基本认知上产生误区，形成偏见。近日，社会培训和补习市场又惊现“反修例”内容的通识教材。歪曲事实、反应迅速是其特点；丑化警察，摸黑国人是其“亮点”。“警察是坏人，企图谋杀抗议者”之类关键字充斥自编教材。在香港，通识教材一直以来没有送审机制是隐患，而教员缺失统一培训当属另一隐患。早在推出该科目之初，课程老师也只是需要接受超过至少三十五小时的学习即可任教高中通识科。课程不设基准考试，老师肆意主观发挥，思维空间不受局限，教学方法极富弹性。
香港通识科共分五级。高考（DSE统考）进入高校时，评估不得低于二级。教材内容涉及六个单元：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其中，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部分涉及政治面颇多，而前者着力“法制和社会政治参与”。在香港这个言论自由，媒体发达，网络通畅、资讯泛滥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中，学生在校园所学内容及理论教条，非常容易在校外找到适宜温度和肥腴土壤，从而得到快速实践、验证和生长。在此背景之下，大中学生虽然迎合了通识的初衷，摆脱了“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缺乏社会了解及多角度思考”之羁绊，但与此同时，相当比例学生由于被政治洗脑和思想灌输从而站位错误，境界不高；傲慢偏见，狭隘执拗，对周围事物充满怨气甚至仇恨。
目前，在香港，初中及小学为了和高中阶段课程接轨，也开设有类似通识课程。因应学生年幼，思维不成熟，内容也相对简单。科目名称属于“百花齐放”，没有统一口径。事实上，有识之士对通识科多次提出改革，均因为认受性不高，政治口水太多，政策保守，因而裹足不前。二零一四年九月初，当时有学者认为“通识科偏向纯粹政治议题”甚至“变质”。次年“立法会”也就此展开辩论，“担心学生阅读有毒的材料”。甚至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有迹象表明，通识科被等同政治科来教。所以，此科不应必修、必考、必答”。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将军澳香岛中学邓校长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通识教育”已经被反动势力绑架。他坚定认为：即使再困难，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应该坚持进行。
长期以来，不论是被妖魔化了的国语课，国民教育课，中小学简化字，还是通识课会否“教坏学生”，这些议题大部分都涉及到香港教育制度的结构问题。有人认为越改越差，反弹加大。后来不再探究问题根源，反而提出以智库形式对教育提出意见。遗憾的是，“特区政府知难而退，基本上承袭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文化从而忽视了孕育本地学生的心智成长”。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二十多年来没有成功对青少年学生国民教育和全社会“去殖民化”工作，不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有责任，而且主管香港事务的相关派驻机构也难咎其责。
忆往日，在港英政府期间，香港的公民教育处于“无民族、无政治和疏离的子民”状态。“殖民烙印”没有熨平，“去殖民化”工作浅尝辄止，整个社会对国家认同的教育过程没有完成，人们“很容易对英国及西方殖民者产生怀旧情节和依恋心态”。香港英文报《南華早報》曾经载文，从一些雕塑到学校、街道名称，从冠以“皇家”私人俱乐部到法官服饰，甚至口袋里的零钱都会令人想起香港殖民历史。若继续沿用这些名称，当然会让公众迷惑，青年迷失。香港“亚洲周刊”评论也认为，殖民管制虽已淹没，但原有制度均已保留，国民教育受压而退，中国历史课更是自动放弃。“民族纽带自断，英殖阴魂长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八月三十一日发表文章称，世界很多地方仍在吞食当年大英帝国留下的“恶果”。香港民众和克什米尔本地人就在为英国扔下的烂摊子买单。诚然，这些年来，受“港独”蛊惑和外部势力干扰，一些香港人却掀起“回殖”逆流，心甘情愿做了“恋殖派”。
纵观历史，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国家有义务提供国民教育。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皆然。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团队近期有两项品德教育的研究发现，和其它国家比较，香港的品德教育发展未能切合时代需求，而且面临挑战。在德育整体规划，策略推行，有效检讨和系统评估方面均需要及时改革和调整。
事实上，香港在“国民教育”和“去殖民化”议题上，香港学校具有成熟的校本经验。教育局也设立了内地交流计划，促进学生内地参访交流，直面香港独特的环境和公民身份，潜移默化学生对国家的认知。除了通识课，中华文化元素也不同程度渗透各个学科和学习领域。有些学校和教程在审视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时，尽可能将国家和地区分开，结合国家历史，政治和政制深入浅出，自然为之。二零零一年，特区政府在《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中，强调要培养国家公民身份认同重要价值观；二零零六年，香港成立了公民教育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国家认同的普及和教育。在教师专业理念架构上，鼓励院校更新教师深造课程，包括“基本法”学习和认知。惯例化组织校长及教育工作者参加培训和调研，补充修订德育指引，建立政府高层领导公民教育平台，加强公民教育资源支持。 可见，特区政府在“回归”不仅是土地的回归，更是人心的回归方面似乎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在全球大变局、不确定因素累加和外部因素强势干扰情况下，上述举措已经被严重弱化，执行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不过，对于这些不利条件，改善和提升空间依然可期。九月十五日，星期日，香港中学校长会举办教育论坛。邓振强会长认为，通识科有改革空间，可考虑像其它科一样设立送审制度。同时，相关人员也认为，需要鼓励香港更多大中小学设立双语课程，和内地学校形成学生和教师交换、交往和交流机制；引导学生家长积极投身“一带一路”沿线地方项目中，从而和内陆文化碰撞融合；邀请或者组织家长和学生、老师和学生团队或者小组和平之旅，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民间事务，适时打破港英时期纯粹以“维持经济实干精神和保持政治冷漠的二元教育”。政府也需要资金投入建设各种纪念馆，博物馆，历史遗迹以弘扬民族精神。一方面岛内首先自我总结、完善机制、与时俱进、研究探索新的对策；另一方面，需要不失时机，针对性举目其它国家和地区，深入学习和借鉴成功经验。
通常情况下，在学界，探究香港问题时，智库和相关专家学者习惯于把香港和经济布局、人口结构、地理环境、国际地位均相似的新加坡进行比对。新加坡去殖民化做得比较好，属于成功范例。司法、国防及爱国教育做得比较彻底。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建国之初，李光耀把英国留下来的公务员重新梳理，而教育部也公布了小学人力教学大纲目的就是把他们培养成有自尊心好公民。到了六十年代，强调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培养的“学校道德教育和公民规范训练综合大纲”横空出世。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又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成立《好公民》教材组。次年发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强调学校道德教育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执行。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新加坡政府要求十年到十五年间使在校学生能在求学期间接受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增强国家认同感，认识及认同新加坡发展目标并效忠国家，在弘扬传统美德，注重法制观念上，完善政治教育方面也不遗余力。
新加坡和香港同属亚洲地区，都是典型的移民社会，二者均享有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共同具有英国殖民背景。然而，新加坡在着重国家认同教育的前提下，层次分明地构架了多纬度教育目标和平台，集家庭、学校和社会为一体，经纬清晰，指标具体，效果卓越，对香港青少年民族认同和国家归属感的教育具有参照作用和借鉴意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治国之纲的理念既有普遍性也有针对性，对香港，乃至亚洲国家和地区均有一定标杆和示范作用。李光耀在建国初期给新加坡的定义是：新加坡人是一个出生、成长或者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贡献自己的生命。新加坡政府运用各个种族都能接受和认可的方式向国民反复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识，使之产生一种对新加坡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并为国家的繁荣而努力。
新加坡结合自身特点采取多样措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加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民族自豪感。香港、新加坡同样面临东西方交汇与碰撞，而后者却批评地弘扬儒家文化思想，巧妙地处理好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香港应该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适时成立“特别课题组”或者“教材编纂委员会”，为日后香港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改革方面，纠正错误，摧邪辅正；端正方向，去伪存真；不失时机，有所作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加强公民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净化社会环境，排除外来干扰依旧是前提。在香港地区要彻底改革“通识教育”并非易事。所以，《约旦时报》日前有专家发文，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列强控制落后国家的殖民时代。如今，这些获得独立的国家正站在“再殖民化”的门口，因为少数大国正再次干预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前美国驻港总领事对《纽约时报》的表述也印证了上述信息观点。这位前外交官曾经信誓旦旦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一旦在香港强制执行内地教育标准，就可能使香港在美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被重新解释”。这也许正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青少年学生念念不忘欧美之主要动因。也可能是长期以来，在香港推行“公民教育”、“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困难之所在。不过，有足够理由相信，作为每一个香港的中国人，只要大家充满斗志，敢于大胆作为，虽然任重而道远，亦可拭目以待之。
作者简介：邢云超，男，教授，社会学学者，籍贯安徽，现居香港；研究领域：大中華区社会经济，文教科创和公民教育；擅长国际事务和战略规划。系剑桥大中華（智库）研究院创始院长。
